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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敬璉:改革面臨四大阻力 如何為推進改革贏得時間
{轉載自蘇州市安徽商會}

中國經濟現在確實面臨著很復雜的狀態,一方面,經過三十多年改革,中國的經濟、中國的國際地位有很大的提升,面臨著一個重要的戰略期、機遇期;另一方面,我國發展仍處于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也面臨著諸多矛盾疊加、風險隱患增多的嚴峻挑戰。

一、“三期疊加”的挑戰

中國經濟現在確實面臨著很復雜的狀態,一方面,經過三十多年改革,中國的經濟、中國的國際地位有很大的提升,面臨著一個重要的戰略期、機遇期;另一方面,我們又面臨著很嚴峻的挑戰。十八屆五中全會對這種狀況做了總結,就是“我國發展仍處于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也面臨著諸多矛盾疊加、風險隱患增多的嚴峻挑戰”。這一概括非常全面、準確和深刻。

我們所面臨的矛盾、隱患和挑戰可以用“三期疊加”來說明。

第一期是“經濟增長換檔期”,經濟增長減速這是第一個矛盾和挑戰。過去很多經濟問題、社會問題都是靠數量擴張來擺平的,一減速這些問題就出來了。

第二期是“結構調整陣痛期”。“九五”規劃時就提出需要改善調整產業結構,但是二十年過去了,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任務還遠遠沒有完成。現在越來越迫切需要調整結構,實現結構優化,但這件事是要付出很大代價和成本的。

第三期是“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我們一直用增加需求來拉動增長,特別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以后,在2008年底到2009年,用強刺激的政策擴需求保增長。增長率保住了,但是負作用很大。最突出的表現是我們資產負債表里面的負債率迅速提高,已經越過警戒線。日本1986年的刺激政策引發資產泡沫,泡沫破裂的后遺癥至今還存在影響。日本的前車之鑒啟示我們,刺激政策所積累起來的負面結果必須消化掉。

這些問題疊加在一起,就是我們現在面臨的各種矛盾,各種隱患,各種挑戰。

二、根據“供給側因素”提出對策

對于增速下降有兩種對策選擇。宏觀經濟分析不外乎從兩個側面,即從需求分析或者從供給分析。

第一種對策,可概括為從“需求側因素”進行分析。之前最流行的“三駕馬車”分析方法,就是從需求側的三個主要因素:消費、投資、出口的狀況去探求經濟增速下行的根源和尋求對策。這種分析認為增長速度下降是因為消費、投資、出口這“三駕馬車”萎靡不振,拉不動中國經濟的大車,解決之道就是想辦法重振這“三駕馬車”。這種分析法顯然源于凱恩斯主義的短期分析框架。凱恩斯主義認為需求決定供給,出現經濟衰退的原因就是需求不足。

總需求則是由消費、投資、進出口、財政赤字所構成。由此得出的對策,就是靠運用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來提振需求和保持增長。這種分析方法和從中引出的結論在理論上和實際運用中都是存在問題的。且不說經濟學界對于凱恩斯主義的宏觀經濟理論是否正確存在激烈的爭論,即使認為凱恩斯主義的宏觀經濟理論完全正確,它所針對的也僅僅是經濟學所說的短期經濟問題,用凱恩斯主義的分析框架去分析長期問題是不合適的。從長期來說,凱恩斯主義的處方不能用。

我們過去一直用需求拉動增長,特別是2009年的強刺激,反復的強刺激結果出現了兩個問題,第一個問題是經濟學上公認的投資報酬遞減。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在維持了相當長時期以后,在2008年由于受到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而使增速一度下降。隨后在2009年4萬億投資和10萬億貸款的強刺激下止跌回升,重回8%以上的增長速度,甚至從2009年第四季度到2010年第一季度連續三個季度達到10%以上增長率,然后就開始掉頭向下。

近幾年來,幾乎每年政府都會出臺一些保增長的刺激措施,但GDP增長率仍然一路下行。從2011年到2014年的四年中,GDP增長率分別是9.2%、7.8%、7.7%、7.4%。今年上半年降到7.0%,第三季度進一步降到6.9%。今年第三季度刺激措施的強度并不比2009年低,但是促進經濟增長的效果卻幾近于無。

強刺激的另外一個問題就是債務積累。一般認為,總的杠桿率到200%以上就要引起注意。據有的機構研究,我國去年總的杠桿率已達到283%,這是很高的負債率,有可能出現系統性風險。系統性的風險一定要規避,如果爆發的話不是短期內就能恢復的。

可見,一方面,由于投資報酬遞減規律的作用,刺激政策促增長的效果每況愈下,另一方面,過量的投資會導致杠桿率不斷提高、債務積累,這都使我們不能把增加投資作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而且,從它已經造成的后果來看,采用這種辦法的風險太大了。

另外一種方法叫“供給側因素”的分析。許多經濟學家都認為,應該從供給側的分析尋找對策。供給側分析認為經濟衰退不是需求薄弱,而是因為驅動力量或動力不足。

這個分析框架就是所謂新古典經濟學的框架,認為推動供給的基本上是三個因素,第一個是勞動力,第二個是投資,第三個是索洛余值,即技術進步。在二十世紀中期以前,人們普遍認為,總產出只由勞動力和資本這兩個因素決定;如果沒有新的勞動力加入,增長的動力只有新增資本(投資)一項。然而投資的單項增長,必然造成投資報酬遞減的結果。于是,為了保持一定的增長率,投資率必須不斷提高。

美國著名經濟學家索洛在上世紀50年代中期對這個分析方法提出了挑戰,他用美國二十世紀前49年的數據,做了一個回歸分析,發現增長率并未下降,投資率并未提高。索洛認為,推動經濟增長還有一個因素,就是他的公式中的A,這是勞動和投資都不能解釋的一個余數,經濟理論上叫做索洛余值(SolowResidual),也就是技術進步。這一理論模型對中國過去的高速增長和目前的增速下降都有很強的解釋力。

對索洛余值的內容,索洛、庫茲涅茨和施瓦茨(Solow、Kuznets&Schultz)有不同的界定。索洛余值的“技術”概念很寬泛,是指所有的生產方法的改進。一些發展經濟學的學者認為,這是建立在科學基礎上的技術運用。在實際的經濟分析中,則是一個常常用到的統計上的概念,叫TFP(全要素生產率),就是效率提高。盡管用語不盡相同,大多數經濟學家都肯定地認為現代經濟增長的主要驅動力量在于技術進步和效率提高。

用我們現在在實際工作中,政治文件中用的話來說,就是1995年以來提出的經濟增長方式轉變,或者叫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結論是:我們只能依靠經濟增長的驅動力從增加投資轉向增加索洛余值A(提高TFP),即經濟發展方式轉型。

三、關鍵在于建立新的體制、機制

我們提出經濟發展方式轉型已經二十年了。在1995年制定“九五”規劃時,提出要實現兩個根本轉變:第一個根本轉變就是在經濟增長方式上從粗放型轉到集約型,它的核心是提高效率;第二個是經濟體制從計劃經濟轉變為市場經濟,這是我們總結了蘇聯的教訓所提出來的。

“九五”(1996-2000年)期間適逢在中共十四屆三中全會《關于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若干問題的決定》的指引下興起的改革大潮,經濟體制轉型和經濟增長方式轉型都取得了積極的進展。遺憾的是,到了“十五”(2001-2005年)期間,轉型卻停頓了下來。“十五”規劃有好的方面,就是城市化加速。城市化是推動現代化、工業化一個非常重要的力量。但是我們城市化過程所依據的體制使得城市化增長的方式惡化了。

城市化有兩種方式:大多數國家的城市化是從“市”發展而來的。市場主導的城市化有一個自發的權衡利弊的過程,盡量得到城市化的好處,又盡量防止其弊端。而中國的城市化是從“城”來的。我國的城是有行政級別的,世界上很少像中國這樣,城市分成正部級城市、副部級城市、地級城市、縣級城市。城市的級別與城市規模有關,規模越大,級別越高。級別越高,掌握支配資源的能力更強。

我國的土地制度也給主導城市化進程的政府增加了一個巨量的資源來源。低價征購的土地以市場價出售,形成了巨量的土地批租收入,這就提供了政府主導城市化的財政基礎,而且城市規模越大,土地財政的收入就越多。這就更加刺激了這種攤大餅的城市發展方式。于是形成了惡性循環。城市化本來是人的城市化,可是我國土地城市化的速度比人的城市化的速度快得多,這樣的攤大餅全國“蔚然成風”,于是出現了“鬼城”,以及交通擁堵等等現狀。

為什么我們過去這二十年中雖然三令五申,但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沒有取得理想的效果呢?根本的問題在于改革推進不足,所以這些體制性障礙就沒有能夠消除。回到我們現在討論的問題,如果以上分析是對的,就可以得出一個結論:我們采取的方針就是不要靠刺激措施來保證經濟增長,而要在穩住大局,保證不出現系統性風險的前提下,把主要的力量放在推進改革上,通過推進改革消除這些障礙,來實現效率的提高、結構的改善、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這是一個基本的方針,也是一個正確的方針。

四、控制和化解風險,為推進改革贏得時間

保證不出現系統性的風險,大體有兩方面的措施。

一方面堵塞漏洞、化解風險。要妥善處理各級政府的債務。要停止風險的積累,不要再做回報過低甚至完成沒有回報的投資。

要停止對“僵尸企業”的輸血。動用國有資本償還政府的或有債務。對資不抵債的企業實施破產或重整,釋放風險。停止“剛性兌付”。有些企業已經出現了危機,應該在債權人和債務人之間分擔風險,但是我們現在通常的辦法是由政府承擔。賠了都是由政府負責,當然最后都是由納稅人承擔。盤活由于粗放式增長形成的死資產存量。例如閑置的地產項目、“曬太陽”的開發區等。總而言之有很多的辦法,把已有的風險釋放掉,要想辦法化大震為小震,不要因張力積累最后來一個大震。

另一方面是輔之以適當的貨幣和財政政策,維持宏觀經濟的基本穩定。

在當前的形勢下,宏觀經濟政策仍然應當執行2014年12月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確定的“積極的財政政策要更有力度,貨幣政策要更加注重松緊適度”的方針。貨幣政策要堅持穩健的方針,是由于當資產負債表發生問題,杠桿負債率過高,就會出現普遍的償債困難,人們都會捂緊“錢袋子”,保持足夠流動性在手里,而不愿借債來進行長期投資。

如果主要用貨幣政策采取刺激需求,多發“票子”,擴大信用,人們拿到錢以后更愿意投在股市而非流動性低、不易抽身的實業上。如果過度使用貨幣政策,股市也容易出現泡沫膨脹并在泡沫最終爆破時導致嚴重危機。在貨幣政策的執行上,還要注意把提供必要的流動性和去杠桿結合起來。

所以兩個主要的宏觀經濟政策,即擴張性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主要是要用擴張性的財政政策。目前我國預算赤字離公認的警戒線還有一些距離,增加赤字還有一定的空間。怎樣增加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力度呢?所謂擴張性的財政政策,說白了就是增加赤字。有兩個辦法,一個是增加支出,一個是減少收入。在我們當前的情況下,應該更多地采用普惠性的減稅。現在我們碰到一個極大的問題,就是我們的企業家對未來沒有信心,缺乏投資積極性。為了要改善營商環境,政府降低稅收將有利于提高企業家的積極性。

五、改革的四大阻力

十八屆三中全會做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十八屆四中全會做出依法治國的決定。對于黨的“十八大”的決定大家都很興奮,但是一定要考慮到,不是做出一個好的決定,躺在那里就可以實現的。因為障礙和阻力還非常強大。

貫徹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存在著四大阻力:

一是意識形態障礙。蘇聯式的意識形態在我們這一代人身上還是非常強烈的,這是一個沉重的包袱。下一代是不是好一些呢?不見得。它有一個很大的問題,是思維方式的慣性還在繼續。我們的教科書、各種論證材料,對這種蘇聯式的意識形態沒有經過徹底的清理,所以它還是有力量的。有些人依然可以打著這個旗幟來反對改革。

二是既得利益阻力。因為改革得不徹底,所以就有很多腐敗的機會,利用舊體制的遺產發財致富,這個力量在三十年中積累得很強大了,不可小視。

三是不利的經濟環境。我們過去已經得出這樣的經驗,推進改革要有一個良好的環境。

四是很高的技術難度。我們要建立一個統一競爭、開放有序的市場體系,這在技術上、專業上的要求非常高。

總而言之,改革的障礙和阻力還很大。中央的態度是,需要有以極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來克服阻力和障礙,切實推進改革,這就需要我們所有的人共同來參與。

六、“十三五”強調創新和提高發展質量

“十三五”在總的方向要求加強創新和提高發展質量的力度,五中全會《公報》指出,要堅持發展是第一要務,以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為中心。所謂發展質量就是說主要不是靠增加資本投入,而主要靠提高效率,加快形成引領經濟發展新常態的體制、機制和發展方式。我們要加快建設能夠激勵創新創業的體制機制,我們要動員但是不能光靠動員,而要靠體制機制。怎么能夠建設這樣的體制機制呢?歸根結底要靠改革。

《公報》特別強調了提高效率,又特別突出了創新。《公報》有一個很重要的發展,就是提出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五項發展理念。在這五項發展理念中,把創新提到首位。文件指出“必須把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讓創新在全社會蔚然成風”。要做到這一點,就是要加快建設能夠激勵創新和創業的體制機制。在簡政放權、金融改革、財政體系完善、國有經濟改革、自貿區實驗、教育體制改革、法治建設等方面都需要我們群策群力、共同推進。

總之一句話,能否把十八屆三中、四中、五中全會所要求的改革落到實處,是我們成敗的關鍵,希望我們今后繼續共同努力,使得黨中央的決定能夠得到切實貫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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